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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Government Empowered Markets，GEM），主要包括三点。首先是政府推动的新企业进入。“这是政府帮助下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每个企业成功的背后，都有地方官员帮助他们突破限制”。“这些远远超过产业政策，比产业政策来的更加根本更加基础”。“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就是企业，把企业扶持起来之后，就是摇钱树”。

在7月29日的专题文章《债市启明0729-如何看待基础货币和M2的背离？》中我们提到，M2的稳定增长和基础货币在0轴附近保持波动直接推动了货币乘数的高增，而探究商业银行（M2创造的主体）和中央银行（高能货币投放）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把握货币乘数陡增现象。

货币乘数未来走势几何？随着“三档两优”框架的不断形成，中国货币乘数上限显著提升，从绝对水平上讲，未来货币乘数还有上行空间。准备金率不是限制，货币政策和信贷调控政策的配合是未来货币乘数走势的重点。从货币乘数展现的“央行-银行”行为看，央行货币投放凸显着相机抉择和对冲操作：一季度信贷超预期上行，央行选择回笼货币对冲；二季度稳增长压力凸显，央行货币投放边际转松。

正文根据人民银行于7月12日公布的金融数据，2019年二季度中国货币乘数均值已经达到6.22，是该指标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2019年6月货币乘数虽略有下降，但也高达6.14。2019年二季度人民币贷款投放38600亿元，去年同期41700亿元，同时2018年二季度货币乘数仅有5.6左右，可见货币乘数的高增并非单纯源于信贷扩张。我们在7月29日专题文章《债市启明0729-如何看待基础货币和M2的背离？》中谈到了目前基础货币和M2增速背离的原因：M2增速主要来源于信用扩张的多元化，而央行对基础货币波动性的容忍性在不断提升，这是货币乘数波动的直接原因。

从超储率的维度观察，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根据官方公布的超储率数据，3月超储率1.30%，与去年同期持平。考虑到1月份的降准，超储率同比维持不变实际上是说明银行部门信用扩张的力度远超2018年。2019年二季度，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增加，同时5月15日降准释放的资金逐步释放，超储率升至2.0%，同时二季度货币乘数同样有所下行。

责任编辑：郭建受到黑客事件和中美贸易纠纷的影响，亚洲科技股深陷其中，加上周期性的下行因素，十一长假期间，身处窘境的亚洲科技股出现大跌。MSCI亚太信息科技指数在10月5日创下了2017年7月以来的新低，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在经济、商贸和外交领域的无理指责以及疑似存在黑客芯片的报道引发了这一下跌。据外媒报道，美国超微电脑公司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器，被修改增加了具有黑客功能的芯片，不少来自亚洲产业链的公司都可能采购了这家公司的芯片。